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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售卖的银行卡“四件套”，包括银行卡、身份证、网银U盾和手机卡。
只要花费数百元，就可以轻易从网上购得他人银行卡。这些被非法交易的银行卡，成了滋生金融犯罪、电信诈骗的温床，并形成一条开卡、收购、出售、使用他人银行卡的“灰色产业链”。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络卖家将收购而来的银行卡、身份证、电话卡等作为整套出售，标价800元至上千元不等。
更有互联网金融公司以500元“好处费”的形式，大量租用他人银行卡，为借款人办理大额贷款业务，只为规避“同一人在同一网贷平台借款不超过20万”的国家规定。
银行卡买卖的背后，指向多项不法行为，包括电信诈骗、洗钱、行贿、受贿等。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银行卡内存储了很多个人信息，如果贪图小便宜出售自己的银行卡，有可能被收卡人用来从事非法活动，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承担刑事责任。一旦所售银行卡出现信用问题，最终都会追溯到核心账户，会导致个人信用受损，甚至承担连带责任。
“兼职”招聘那头是“陷阱”
“急招兼职，知名上市公司需要做过账业务，给辛苦费500元。兼职人员需要提前准备好银行卡，公司给卡里打钱再转出来即可。没有任何风险。纯粹白捡白给的钱。”
同样的招聘消息，叶军每天至少在上百个QQ群发布。
招“兼职人员”只是幌子，他盯上的是银行卡。
6月11日，新京报记者联系上叶军。他直截了当地说，银行卡租给互联网金融公司用于过账，5-7个工作日可将银行卡归还本人，报酬500元，每人每年只限操作一次。
“每天有十几人来找我出租银行卡，多的时候一天30个人。”他说，作为中间人，他每招募一名“兼职”可以得到100元报酬。
在向记者反复确认是否有银行卡、网银U盾后，叶军和记者约定时间到公司签署协议。
6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东城区王府井西街9号东方文化大厦3层的一间会议室，叶军早已在此等候。
会议室里还坐着几人，彼此间并不交谈。一名自称大学生的男子说，他们班的同学多半交易了自己的银行卡。
会议室一角，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正不断劝说对方出租银行卡。
此时，叶军请出部门经理方星为众人讲解业务。
“我们公司是P2P类型的，国家规定，个人在同一平台的借款不得超过20万元。公司想要往外放出更大额度的贷款，需要用第三方的银行过账给实际借款人。”方星开门见山地说出了“租卡”的意图。
根据去年8月银监会、公安部等四部门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借贷金额应当以小额为主。同一自然人在同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的借款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同一自然人在不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平台借款总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叶军说，当实际借款人所借款项大于20万限额时，超出部分就需要找其他人的银行卡来分摊。也就是把一个大额借款拆分成多份，每一份都需要一张银行卡。比如实际借款人要借200万元，公司就需要找另外9个人的银行卡，分别过账20万元，最后再把这9张卡里的钱，转到实际借款人手中。
租卡人背后的大额贷款“生意”
听完方星的“业务介绍”后，多名“兼职人员”签订了协议。同时将身份证、银行卡、网银U盾等交给方星。
签署协议的过程有工作人员指引。工作人员说，这是为了防止银监会等相关部门查公司账目，只要这些书面性的文字在，就不会有事。这也是公司在监管政策下发展大额贷款业务的“唯一方法”。
叶军也说，所谓签协议，主要是规避“限额20万元”的国家政策。
要签的协议有两份。一份是信息咨询服务协议，写有“甲方(借款人)，乙方：卓飞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丙方：融信通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丁方：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盖有这三家公司的公章。
该协议规定，“乙方将依据甲方的相关资料，通过丙方推荐甲方在丁方办理借款申请，并为甲方提供借款推荐、信用审核与咨询、还款管理等一系列服务。”
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融信通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等。但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发放贷款等。股东为熊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
该公司2016年度报告显示，企业主营业务活动为借贷审核、贷中风控、逾期催收。
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财务咨询、投资咨询等。企业法人为熊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经过还价后，网络卖家同意以650元卖出银行卡“四件套”。
从工商信息看出，两家公司同在东城区王府井西街9号三层，门牌号相邻。
卓飞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去年12月，经营范围包括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另一份是委托还款协议，显示“甲方于2017年6月15日通过融信通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向第三方网络中介信息平台投资人申请借款人民币本金200000元”“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在2020年6月14日前向融信通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282000元用于偿还甲方在《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并附有融信通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的账户名、账号、开户行。
方星说，这份委托还款协议用于确保债务由实际借款人来偿还。他一再向现场的“兼职人员”保证，“签订协议不会给兼职人员形成债务。”
叶军说，相当于拿银行卡做一个“中转”，“用你的卡存进去20万，然后再转出去。一进一出就合法了，钱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借给第三方。”
签完协议后，工作人员又在电脑上登录网上银行，并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和网银密码，测试网银能否正常使用。
测卡结束后，工作人员将身份证原件交还给众人，把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U盾打包存放起来。
按照方星的说法，之后这些银行卡用于给实际借款人过账，“到时有钱会打到你们银行卡，很快会转走，你们不用管。”500元的费用则在转账成功后支付，另外待贷款转走后，会把银行卡和U盾退还给持卡人。
据方星介绍，该业务从去年开始操作，最初是找公司内部员工，后来内部员工签完了就转移到朋友之类，今年3月份才对外招人进行银行卡交易。
新京报记者随后联系了银湖网一名业务员，询问是否可以提供超过20万元的贷款。该业务员说，如果个人贷款超过20万元，他们可以找“朋友”进行加额来满足客户需求。
QQ群里的银行卡“买卖”
相比于上述金融公司花钱借用他人银行卡用于大额贷款业务，30多岁的刘天明所做的买卖更为直接——售卖全套银行卡。
刘天明说，所谓“全套”是指银行卡、开卡的身份证原件、网银U盾、预留手机号及开户单，这也被他们称为“四件套”。
类似的行业术语还有“裸卡”——只有银行卡；“盾卡”——银行卡和网银U盾。
他自称有1000多个QQ群，通过群发软件，将自己的业务以刷屏的方式推广出去。
每天早上，刘天明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QQ上的好友申请。最多时，一觉醒来有上百个好友申请添加。这些“好友”都是问他买银行卡的。
“四件套800元、盾卡500元，别家没有这么低的。”因此，他出货的速度也比较快，“一般情况，三天出四五十套没问题”。
据刘天明介绍，他的货源是通过固定联系人介绍，让持有身份证的人自己去办银行卡和电话卡，再把包括身份证、银行卡在内的各种卡都卖给他们。但他不愿透露收卡的价格。
刘天明说，即使身份证原件寄过来也不会影响持卡人，身份证可以挂失补办，这样新旧两张身份证都能使用。手机号主要用于接收银行短信或验证码等。
除了持卡人主动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卖出，也有一部分银行卡是通过遗失的身份证所办，持卡人对此并不知情。
在卖家发来的银行卡样品中，新京报记者通过身份证信息联系了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李家地镇的康女士。35岁的康女士目前和丈夫在浙江打工，两个月前，她在回老家的途中，钱包和手机被偷，放在钱包的身份证也一同丢失。她已向当地派出所挂失身份证并申请补办。
经反复确认，康女士表示，和她遗失身份证一起配套售卖的“四件套”银行卡，并不是她本人所开。
也就是说，有人拿着康女士遗失的身份证不但办理了银行卡和网银，还办理了电话卡。
多个银行卡卖家表示，并不是所有的银行卡都需要本人去办，也可以找人代办。对于人证不符的情况，他们的理由如出一辙，“内部有资源，只要证是真的，就能开。”
据记者了解，一般来说卖家会提前大量收卡，各个银行的卡都要有，再按照买家所指定的银行销售相对应的卡。
在卖家林乐的报价单里，不同银行的卡价格也不一样：中国银行、农行、建行、工行，四件套1300元；光大、平安、华夏银行，四件套900元。“价格差异是因为大银行的卡不好开。”他说。
多个卖家表示，银行卡交易方式为“货到付款”。“要的话地址发我，刚开始给你寄两套，有签收的话后面可以大量给你寄过去。”刘天明说。
银行卡行贿、电信诈骗黑幕
很多卖家对客户买这些银行卡的用途心知肚明，交易时并不细问。
一名卖家说，买银行卡的一般是做外汇，或者是电信诈骗。
来自广东的一位买家李和生直言，自己买银行卡就是做外汇。“我只用半个月，半个月之后可以全部退给你。”
李和生说，每张银行卡每年有5万美金的外汇限额。他收卡之后，会给每张卡打进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人民币存款，兑换成外汇，利用外汇市场价格的波动，交易后赚取差价。“说白了就是走走流水，限额用完，卡对我来说就没用了。”李和生说。
在近几年查获的电信诈骗案中，拥有大量的银行卡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必备品”。在一些个案中，以各种名义到不同银行开卡，是电信诈骗团伙“外包”出去的一项业务。
当有事主受骗往这些银行卡里汇款后，嫌疑人会指挥同伙在最短时间内将汇款全部提取并转移。
2014年底，广州天河区法院对一个“猜猜我是谁”电信诈骗团伙中的几名成员进行了一审宣判。该团伙分工明确，有专人拿着银行卡负责提取诈骗款项并转移至指定账户。几名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控制时，发现有他人的银行卡1319张、他人的居民身份证395张。
除了电信诈骗，银行卡买卖的背后还指向洗钱、行贿、受贿、非法所得的财产转移等不法行为。
在叶军的个人业务中，不仅为金融公司找人租用银行卡，他也买卖银行卡，“这些卡卖到国外去，客户用一个月，到时候再消掉，对卖卡人没有危害。”他说，这其实就是帮别人洗钱。
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反腐案情中，一些官员在被查时，起获大量他人的银行卡。
2016年5月被“双开”的广东茂名市高新区党工委原书记谭国锋在被查后，其随身物品中包括他人身份证7张，他人名下的银行卡7张，卡内存款余额高达630多万元。
湖南永州市发改委原主任龚新智在被查后自曝，收银行卡就像收名片。
